方志凌=方：你出生于莱比锡，9岁就迁居卡尔斯鲁厄。我们知道许多重要的德国当代画家都来自德国东部。马库斯·吕佩尔兹、格哈特·里希特、乔治·巴塞利兹、A·R·彭克、尼奥·劳赫等都是中国艺术界非常熟悉的德国艺术家。但你的艺术似乎出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请谈一谈你早期学习艺术的基本情况。
恩里科·巴赫=巴赫：我可比上述艺术家都年轻得多了。因为几乎所有提到的艺术家都出生在战后的德国，他们在童年经历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局势塑造了这些艺术家。而我 1980年出生在东德，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根本无法比较。我小时候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然后在一个政治平静的体系中长大。我们这一代人，自青少年时就开始受到媒体科技革新的巨大影响——电脑、手机、APP、MP3和数字化塑造了我的观点和艺术。在我学习艺术期间，这些媒介也是除了传统学院教育以外我学习的一部分。每一代人都受到外部及政治环境的直接塑造。
方：你2010 年毕业于卡尔斯鲁厄美术学院，先后获得波恩艺术基金会奖金（国家级）、巴登-符腾堡艺术基金会奖金（州级）、州立美术学院新秀奖。作为一位新秀，你是以什么特点引起艺术界的关注？
巴赫：当时，我已经通过我的课题申请了这些奖项，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得到了评委会的认可。刚完成学业就能获得这些奖项，标志着我艺术生涯的开始，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也让我的职业生涯更轻松。这些奖金给我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不必为了谋生而工作，让我有时间专注于我的艺术创作。我也有机会出版图录和举办展览，更好地展示我的艺术。如果没有获得这些奖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可能不会这么快有所成就。
方：你在2013至2014年画了一些解读其他艺术家画作的系列（比如伦勃朗《杜普医生的解剖课》），具象的身体被抽离出来，转化成了抽象的形态，但却保留了空间感觉与光影氛围。在你的一系列创作中，这个阶段作品里这种具象到抽象的转化对后来的创作面貌有什么意义？
巴赫：那时我只画抽象画。2010年，我在期末理论考试中做了很多图像分析的研究。当我正在做一幅维米尔画作的解读时，发现从画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定论。所以我想通过色彩和构图的角度来解析这幅作品，从而忽略其历史及创作背景部分。由此开始，我对一系列大师作品从同样的角度进行了抽象化地解构。因为我所有该系列作品都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创作的，并且我不希望我的创作方向过于武断，因此“Remix”系列结束之后，我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方：在视觉语言方面，你曾经受伊米·克诺贝尔（Imi Knoebel）的影响很大，对你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你认为自己与他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
巴赫：我认为伊米·克诺贝尔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将来自伊米·克诺贝作品的灵感融入到我的一些作品中。但我认为它更像是音乐中的demo，你从歌曲中提取片段并在你自己的歌曲中使用并重新混合它们。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采样”的一代，新媒体使我们能够这么玩儿。在我的时代，总是与之前发生过的艺术产生各种冲突。未来也将是一样，年轻一代需要首先面对前人已经做出来的艺术。
方：很长一段时间里，你的绘画给人的印象是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一种状态：一方面是各种几何化的线条、形状、色块的精巧组合，作品的视觉逻辑显然是抽象的，另一方面，最终的画面又常常让人联想到一些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寻常物品：百叶窗、瓷砖、文件、文件夹、废弃的纸条、建筑构件……保留这种最基本的形象感觉是因为它们是你作品的一系列抽象因素的来源？还是有别的原因？
巴赫：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找到对我的绘画有启发的物品，然后我决定是否通过抽象这些物品，并将其纳入我的作品来把它变成艺术。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例如房屋，或报纸文章的颜色组合。但我不会从一个对象开始，然后尝试抽象它。朋友或收藏家经常向我指出，他们在画中认出了一些在我以前画中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抽象艺术在西方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从最初的热抽象、冷抽象、至上主义等到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最近几年，肖恩·斯库利、约翰·麦克林等人也颇为受中国艺术关注。此外，人们熟知的还有格哈特·里希特的抽象绘画等。我们知道，抽象绘画在德国也是有很好的发展的，中国有一批留德艺术家都是做抽象艺术。但总体来看，你的艺术其实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抽象艺术形式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艺术与抽象艺术体系或传统之间的关系的？
巴赫：艺术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创作地点的镜子。在艺术史上，总是对之前发生的潮流或艺术品有所继承，或与之对抗。这就是艺术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如何塑造自己的方式。当然，这也与艺术家成长的社会背景有关。在德国，人们的社会背景与在中国有所不同。我们有不同的传统、文字、阅读习惯和行为规范，所以艺术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自己处于有着严格传统的抽象艺术体系中，因此我也时常在与我之前的抽象艺术对话，并尝试作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