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艺术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的形态与价值观曾深刻遭遇了一种现代性。自19世纪末西2025年7、8月，北京多雨多雷电。得益于手机的普及，许多人记录下了闪电的瞬间，甚至捕捉到月亮与闪电在天空共存的景象。倪军的巨幅室内人像作品《我！拉赫玛尼诺夫》中，月色与雷电并存的灵感，正源于今年夏天这种自然现象。这类天空奇观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地皆可见。在创作时，倪军刻意避免描绘过于具体的场景。同样，在《拿破仑》的背景中，那些被称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和悬崖，也只是点到为止，体现了画家在艺术处理上的克制。
倪军与作品《我！拉赫玛尼诺夫》的合影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以其深沉的音调和磅礴的高潮，抒发了作曲家内心的忧郁与悲伤，同时也展现了人类情感与自然界的和谐共鸣。倪军与他有着诸多共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俄罗斯民族，尤其是对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音乐家，怀有深切的尊崇与钦佩。
人类的历史由个体构成，而每个个体的一生，都并非孤立存在，是与本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紧密相连。因此，了解拉赫玛尼诺夫离开祖国前后的岁月对于倪军的创作来讲至关重要。这位身高两米的巨人，其精神世界的壮阔对倪军来说更是一种鼓舞。他坚定相信，在当今，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仍然不可或缺，正如同莫奈的画作，他们共同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因此，这幅《我！拉赫玛尼诺夫》作品，可以说是倪军三十余年来对音乐理解的一次视觉表达。我被这样一幅震撼灵魂的作品深深触动，同时也不禁好奇，倪军对拉赫玛尼诺夫的理解中，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地方。于是，在这幅作品正式完成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愉悦且深入的探讨。
作品《我！拉赫玛尼诺夫》创作过程
金：这种独特性究竟多大程度源于他本人？首先是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作为艺术家，他拥有天才的灵性，能凭借直觉精准把握创作中需要保留与需要变革的部分，既不盲目批判摒弃，也不为变而变、为创新而创新。我好奇的是，在那个年代，他是否刻意思考过这些问题？若有，这算不算他对音乐深层次的思考？
倪：说得很好。他无疑受过极其专业的训练，深谙曲式、配器，懂得如何发挥不同乐器特性，并依赖不同指挥呈现作品。在职业与专业层面，他都是顶级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为全世界所聆听，它确实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却又拥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特质（若不用"普世"一词，亦可说它能覆盖全人类）。倘若要将人类的音乐带到外星球，无论是作为信息传递给外星文明，还是伴随我们移居其他星球，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都堪称地球人的代表--至少是过去一百年，并将在未来几百年内继续如此。这是我对他的喜爱基点。同时，我对自己的绘画艺术也多有思考：我运用色彩和二维平面，通过形与色呈现艺术。画面看似有形象，但我追求的是超越具象、属于全宇宙全人类文明的"Universal"状态。年轻时因腿脚不便，我便暗自决心趁年轻多去些地方，或许源于一种危机感，担心年老后行动不便。从当年离开天津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全国多地：21岁我便到了深圳、广东沿海、上川岛、福建马尾、浙江、大连等地；二十二三岁时又有幸去了九寨沟、甘肃境内及四川藏区。作为一个年轻男子，那时的雄心显然是要去更远更多的地方。
旅途中的倪军
金：他创作的音乐风格植根于深厚的俄罗斯民族传统音乐基础，又融入了当时的现代元素。这与其自身个性、经历密不可分。在俄罗斯民族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中，以柴可夫斯基为例，拉赫玛尼诺夫也深受其影响。因此，他的许多交响乐被称为"史诗交响乐"，他创作了大量圣咏合唱作品。其中许多音乐开头，他仅用钢琴几个简单的音符，便模拟出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钟声的神圣感。然而，这种神圣感并非为表现宗教信仰本身，他只是将钟声置于开端，随后便展开自己的音乐世界了。
倪：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同志（拉赫玛尼诺夫）推进了这种创作方式：他将东正教教堂钟声、唱诗班朴素神圣纯洁的旋律加以展开，显然融入了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韵、历史风云，以及他个人对人生、对辽阔地理--俄罗斯大地与美洲大地不同生活经历的感悟。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交响曲》与《第二交响曲》相隔近二十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第二交响曲》，但显然需要将两部作品结合起来聆听。他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旋律之优美、撼动人心的力度，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思索，都堪称登峰造极。
拉赫马尼诺夫
金：一个长期普遍的说法是，19世纪与拉赫玛尼诺夫同时代的俄国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包括画家），都具有非常典型、独特且浓厚的弥赛亚情结。这种源于东正教的救世主情结，其底色是受难--认为世间同胞、所热爱的土地正承受着漫长、痛苦、令人心碎的苦难，并渴望找到方法去帮助或解救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或许只能与东正教的弥赛亚情结相结合。但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并非对民族宗教失去理智、不假思索的盲目追求？相反，它是一种辩证式的自我哲学观念的形成，他只是借用本民族的信仰情结，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的底色，本质上是苍凉的，是一种对苦难的悲悯。然而，为何我们又能从中感受到力量？是否其最根本的核心始终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倪：是的，正是为了给人信心。无论生命过程多么艰辛，聆听他的音乐，或观赏某些画作，活着的人便能获得信心。
金：这或许解释了为何人们总感觉他的浪漫主义风格既神圣又神秘，令人着迷上瘾。他的音乐具有俄罗斯民族性的特征，又有其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这种浪漫不同于俄罗斯本土那种慷慨激昂、奋勇向前的特质，他内心是极为热烈的。
倪：是的，很热烈。我的结论是，他内心最终是乐观的。这并非否认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作品的影响（我相信他读过不少）。他之后或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如普罗科菲耶夫则更加晦涩、形而上，或许更偏向于表现苦难与艰辛，但最终同样要带来希望。包括马勒的作品，其中充满更多苦难、挣扎与争斗，最终也指向光明。而法国钢琴家萨蒂的音乐，则带有更多平静的旋律。总之，人类通过不同路径寻求生命力：在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儒家思想，也有道家讲究知足而退的智慧；还有禅宗，通过打破权威与偶像、解放思想，获得人生自在。路径不同，殊途同归。
金：我感受到一点：那些真正能直击观众心灵的艺术作品，其创作者必定是勇敢而真诚的。他们敢于向世人袒露自己情感与意识的纠结、冲突和矛盾。正因为袒露了这一切，才让人觉得无比真实--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志，都并非永远和谐，而是充满了纠结、斗争与矛盾，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倪：（认同地）矛盾，说的也是我。
金：（笑）所以我在想拉赫玛尼诺夫正是如此。为什么他的音乐里会突然出现教堂钟声般的音符，随后又毫无过渡地骤然转变？这是否也正是他的一种坦诚与真诚的体现？
倪：没错。所以，他的矛盾性在《我！拉赫玛尼诺夫》这幅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脸，其他地方全是冲突。乌云滚滚、闪电忽闪忽闪的、云遮住了弯月……这些元素让我几十年来表达得最自由。过去二十年我画了几十幅云天的写生，给了我底气。当整体氛围凝聚起来时，我就坦然接受这种冲突性的构图。
金：正是这种接纳，让表达变得更真诚。和您相处的时候，您总是用特别自然的态度打破辈分界限，还会坦率地跟我聊创作中那些矛盾的地方--哪怕十分钟前说的话和十分钟后说的不一样，您也完全不避讳，愿意跟我这个晚辈讲出来。这种真实的状态特别珍贵。
倪：美国文化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点，就是淡化辈分观念。我26岁那年去留学时，教授们坚持让我们直接叫他们的名字，相对平等的精神。
金：也就是说，艺术家总是用哲学的眼光看生活，所以就能突破惯性思维的束缚，对吗？
倪：（点头）那些教条不过是空洞的概念。
金：所以在生活里，非必要的陈规既不能推动人类进步，更阻碍我们对艺术探索。
倪：说到点子上了！你已经触碰到核心问题：就像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乐那样宏大的作品，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不用多说。
金：所有艺术作品都带着象征性的隐喻，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您创作拉赫玛尼诺夫的肖像，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投射。
倪：正是我潜意识的具象化表达。
金：这种表达途径反而凸显了性格底色。
倪：我刻意避免深究传记细节，仅略作参考。真正需要理解的是：观者通过两三幅倪军画作便能认知创作者，音乐亦同理。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中流淌的迷人旋律，即他最本质的印章。
金：至少能确认一个共同点：善良、淳朴和真挚是艺术家精神的基础，您和拉赫玛尼诺夫都这样。但还有一些更深邃的特质。
倪：你指哪些层面？
金：比如您与拉赫玛尼诺夫的精神层面上的互动。
倪：这挺有意思的。画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过程中，我都忍不住想，他要是看到这画会是什么反应。这就像别国画家给同行画肖像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相互映照。看画的人能通过画家的眼睛，瞧瞧自己在别人眼里啥模样；画家呢，则使劲儿浓缩对象的一生--我虽然参考了拉赫玛尼诺夫不同时期的照片，但最后画出来的，是超越某个具体瞬间的、他整个生命的模样。
金：这其实是跨越时空的艺术共鸣。在你们的精神共鸣里，我感觉到很多个人的情感与意志的矛盾冲突，比如热情和孤僻并存。
倪：孤僻的确是他创作的必要的精神状态，这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完全不同。
金：才能有助于他沉浸于深度的思考当中？我感觉还有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冲突，温柔与力量的冲突。
倪：怜悯与仁慈不可或缺。
金：还有细腻与粗犷的冲突。
倪：他身形魁梧，五官鲜明，本就兼具两种特质。
金：还有希望与幻灭的冲突、开朗与忧郁的冲突，那么敏感对应的是什么呢？
倪：慷慨？其实人性本就是矛盾统一体。"从容"更贴切，时而粗疏时而敏锐，令人捉摸不定。
金：当我们把这些对立的元素一组一组分析出来，最后这种和谐一致到底指向什么呢？是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您和拉赫玛尼诺夫共同的精神追求吗？
倪：本质是价值观的和谐--对人类艺术高度的认知共鸣。
金：所以我从您和他的作品中常常有一种忧郁和疏离的个人体验。
倪：说白了，就是音符转换和笔触变化之间的相通之处，本质上就是深刻理解了艺术的丰富性。
金：就算看起来有点忧郁，骨子里却浪漫得很。有时外表冷淡抽离，但内心仍然是炙热的，一直坚定地朝着希望走去。
倪：将"走向希望"视为生命常态，而非对抗阴郁的手段。我突然想起今年到梅里雪山获得的感悟，我的酒店阳台直面七千米的雪峰，早上是大雾遮眼，等上几个小时，山峦就会露出来。有人大老远跑来看"日照金山"结果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其实云来雾去本就是自然规律。这对我的云景画创作影响很大，我唯一需要遵循的就是"法无定法，道法自然"的真理。
金：这关乎希望的所在，希望如同一束光，引领着我们。
倪：你说得对。光明与希望的关系是历代画家、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包括朱锐、托尔斯泰、康德等诸多思想家）共同探讨的核心命题，本质上是个体与希望、与光明的关系。
金：您的解答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认知维度，也就是说，并非看不见光明就没有希望存在，因为光明是始终存在的。
倪：今天对话的意义正在于此，希望一直都在。但作为个体（one single individual human），我们与光（light）或希望（hope）--无论是'光的希望'（hope of light）还是'希望之光'（light of hope）--究竟应如何建立关系？这个问题，正是破解当下普遍存在的抑郁情绪的关键。
金：这恰好呼应了你上个月参与的翰墨画廊的对谈。现场曾有名学生问您，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很迷茫，找不到创作的方向。经过今天的探讨，您给出了笃定的答案--不必刻意找寻希望与光明，因为它一直都在，只是当时的视角不同。
倪：视角取决于你的笃定。朱锐56岁离世，留给我们10节课的内容--他在去世前11天中，有一天未进行交谈，其余10天均与老师有所探讨。我认为他的这本书意义深远，同样触及了这个核心问题。书中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向死而生，而是知死而生。"英文中"something to do with death"这一表述，既可译为"向死而生"，也可译为"知死而生"，甚至可以引申"因希望而生""因光而生"。
《我！拉赫玛尼诺夫》（局部）
金：我时常思考您与当代其他艺术家的区别，是不是因为您始终坚守某种真理与哲理？因为艺术家们是肩负使命而来的，他们创作的出发点，都是对民族、对人类以及对历史的责任与担当，很显然您始终明确这一点并践行着这份责任与担当。
倪：感谢你的认可。我从小因为腿有残疾，不能直接为国家效力，就下定决心靠画画来实现我的人生抱负。
金：您对佛学、道学、儒学乃至《易经》都有深入的研究，您始终从学术与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这让我联想到近代史上那些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求索革新的志士们，他们同样饱读诗书，注重言传身教，并且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去研究儒释道及西学，他们以文人、义士或艺术家的身份自觉承担这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勇于发声，甚至不惜牺牲。
倪：对，发声是一种态度，牺牲是一种付出。
金：以当今视角来看，这或许是他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又回到了我们几个月前对"死亡"的探讨。我想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诸多的爱国志士为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助力民族崛起，坦然地直面死亡，甚至主动选择牺牲。
倪：说得好。这些有志之士（无论青年、中年或老年）将对死亡的思考升华至宗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层面，而非局限于个体或家庭的小格局。
金：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关乎其创作的出发点与思考维度，永远指向同胞与全人类，怀揣"天下大同"的胸怀，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对吗？
倪：的确如此。我近些年思考问题的视角都是"地球人"的问题。
金：这又让我联想到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他们既是文人并且擅长诗书绘画。他们的精神内核与您所传递的理念是完全相通的。佛学中有提过"生死皆是缘起"的教义说法，用入世的角度去表达，是"千古艰难小生死，万代权衡大是非"，对吗？
倪：说得极好。
金：我认为谭嗣同此言并非仅指向个人，您的表达也绝非局限于自身与拉赫玛尼诺夫。这是咱们中国数千年文化中，文人雅士与艺术家们凝聚的民族智慧结晶。
倪：正因如此，我想分享一个插曲：十余天前，我网购了一批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书籍，希望从日方视角进行研究，而非停留在观看《南京大屠杀》后的悲愤情绪中。我想探究，当年中华民族究竟衰弱到何种程度，才会遭受日本欺凌？八年抗战期间，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夕，中国军队（无论国共）始终未能收复任何一座被占领的省会城市，甚至在投降前一两天，广西的一座小城市仍陷敌手。
我偶然发现一本由日本参谋部文官撰写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该书依据大量原始史料，详细记录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兵力来源、登陆地点（如伪满洲国、上海、青岛等）。我想试图从数据与理性的视角，分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逻辑。书中揭示了日本天皇之下，海军部与国务院（首相、海军大臣、陆军司令等）存在矛盾与掣肘，缺乏统一行动方针，最终因战略盲动走向失败。其中提到，曾有日方人士反对进攻南京，认为此举将极大刺激中国，但陆军中下级军官的冲动与兽性最终导致了滔天罪行。
研究这段历史，核心是为了避免中华民族再遭欺辱。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向费孝通先生的学生、社科院民族所原所长马戎请教，从费老那里学到最深刻的一点，便是"坚决永远不要再做亡国奴"！
金：这与我们的理念不谋而合。
倪：对民族存亡的思考与行动，必须与时俱进、常变常新。
金：因循守旧则难以强大，不图强则会走向消亡。
倪：我26岁至38岁在美国生活，深切体会到国家强盛与制度稳定的重要性（尽管美国存在枪支泛滥、毒品等问题）。如今，我们能在稳定的环境中探讨艺术、音乐、生死等话题，实属奢侈。想想俄乌冲突、加沙局势、中东战乱及非洲、东南亚的动荡，全球范围内能拥有如此稳定的生活，我想吃什么、用什么都能满足，大到升降机、小到夹子皆有供应，让我简直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是60后，与50后的马戎、20后的费孝通先生虽差着几代，但深知这安稳日子来之不易。在当下的地球，能从容聊艺术、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绘画与生死，已是极其奢侈的人生了。
金：谢谢老师，今天我又向您学到了很多。
倪：你有所收获，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不少，同样感谢你。
后记：
人之生命要义何在？欲免此生虚度，须于当下立定脚跟，顶天立地。
百年光阴一念可虚度，故出身何处、落脚何方、前路何往？
生命要义亦在方向--不逐东流，不慕西景，唯向千里万里无寸草处翩然独行。
然法脉相承，薪火不息！
202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