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雨佳
倪军的绘画，是他对宇宙万物好奇与兴趣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是他对历史、社会、人性观察与思考的承载。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像是一个“干扰字符”——一个在世界高速前行的运动状态中，以不断出现的意外打断、干扰这种发展节奏的“干扰字符”。但不能否认的是， 不管我们是如何的不情愿，世界我行我素，依然如故。“干扰字符”的出现对于改变这种运动状态的实际效用小到微乎其微。
2019 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即是如此，以指数级增长速度涌现而出的“网红展览”与霸屏热词“艺术与科技”， 为我们指出潮流的方向，这是资本世界权力与意志的集合，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未来生态。可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声音，“干扰字符”就像是在对我们提示那些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的追问与反思。
艺术家倪军与他的个人展览“倪军：一个棘手的个案”，于2019 年5 月在798 艺术区偏锋新艺术空间的展出， 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次发生在高速前行中的返身追问。而这种追问与反思是不会被抹去的。
和倪军的访谈，从最近他在阅读的书目和电影开始，关于犯罪心理学，关于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关于刘传健机长，关于纽约的生活，关于收集癖等等。似乎“绘画”与“艺术”只是倪军广博兴趣中的一个出口与截面，与政治、历史、生物、物理学、天文学等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一样，倪军的绘画， 是他对宇宙万物好奇与兴趣的表达方式之一，“还是他对历史、社会、人性观察与思考的承载”。
精神出口
“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展览“倪军：一个棘手的个案”中，策展人于渺将一本艺术家自幼珍藏的剪贴簿在展览结尾的文献区展示了出来——这是一本艺术家的母亲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单位带回家的 1936 年的大账本，里面贴满了倪军收集的各种视觉资料，整个收集跨度从1949 年以前持续到1979 年， 正是这些图像引领倪军走上了艺术道路。
这是一些类型多样的图像资料，包括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领导人合影、照片，中国绘画、书法，一些西方油画，以及延安版画、古元、董希文先生的作品等等。而很多具有相似特征的图像被倪军有意识地拼贴在了一起。其中很多拼贴方式颇具形式感，比如说，倪军把许多从报纸或者杂志上剪贴下来差不多大小的人脸满满地拼在了同一页纸上。“制作这本册子的时候，我 10 到 15 岁。1979 年我离开天津以后，就没有再打开过这本册子，等再次看见这些我少年时工作的成果，我自己都被震撼到了。”
那是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时代，从这满满一本的图片收集中，少年倪军对于视觉信息的渴求与敏感可见一斑。“说到收藏癖，其实是有严重人格障碍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在一个事里边获取安全感，和女孩子爱娃娃是一样的，是一种寄托！我是一个腿有毛病的人，我小时候很孤僻。等到了我父母允许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天津市中心，去劝业场的书店买书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这些东西，成为我自己的一个精神出口。”
倪军用他最近一直关注的“中国机长”刘传健来举例：“人性里面有喜欢表演的一面，这种表演不是performance，而是 show off。表现欲是人类的生物特征之一，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表现欲看作意志品质的外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感受到危机的时候，即使我们孤身一人，我们也要求生存，要依靠这样的意志品质和外界搏斗。在刘传健的访谈中，他反复强调的正是意志品质。当在 9800 米的高空失控的时候，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欲去支撑，去搏斗，他可能就冲不过来。”
“作为一个画家，我很好奇，我画了太多，不管是风景、静物，还是人。我越画越会好奇表象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一张人脸上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 往里探究是人头部的骨骼，可要是再往里去，人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像是“精神出口”之于一整颗澎湃的灵魂，又像是“表现欲”之于本就失语的个体生命， 被倪军画笔表达出来的那部分，正像是物质化的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海面之下沉浸着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我们看见的，或者被他说出来的仅仅是这整个世界物质化的那部分。
出走纽约
“我的画里面有温度，有风雨，还有惨烈与残酷”
电影《星际穿越》中，老布兰德反复吟诵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一首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白昼将尽，暮年仍应该燃烧咆哮怒斥吧，
怒斥光的消逝。”
如同白昼以绝不低头的姿态，在燃烧的晚霞中款款迎向夜晚席卷而来的黑色，这首在电影中不断被念起的诗，展示的是人类身上最珍贵的意志与品质，即便是身陷绝望的最后关头，也要咬紧牙关，不要顺从，更无须屈服。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人生，才敢于怀揣永不枯竭的好奇与不甘前行，即使毁灭就在眼前也要最后一搏，绝不听从于命运拟定的游戏规则呢？从倪军的系列绘画“切断的鱼”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在绘画平面的维度中，艺术家倪军为我们奋力地打开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空间。
“我的画里面有温度，有风雨，还有惨烈与残酷。我画里的那些被切断的鱼，都是我自己从市场买回来之后，亲手切开的。刚买回来的时候，它们还是活着的， 但是当我把它们切开，当我拿起画笔，我画下它们的第一笔，我发现绘画这件事简直是太残酷，太暴虐，太暴力了。可是我也会反问，有什么是不暴力的呢？人生、人类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过程。”倪军说。
1989 年，倪军获美国罗格斯大学研究院（Rutgers University）的助教奖学金赴美学习美国现代主义艺术， 并师从利昂·高乐布（Leon Golub）、彼得·斯超德（Peter Stroud）等现代主义大师。在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后，倪军连续 12 年在纽约从事艺术创作，并参与多种艺术活动， 同时任教于罗格斯大学、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 和帕森斯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等北美艺术名校。90 年代初期的纽约聚集了袁运生、陈逸飞等众多中国艺术家，倪军是这一艺术生态中最为活跃的一员， 他或用摄影机或用胶卷为那段时光与朋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中一部倪军在 1991 年导演的电影《走出紫禁城》中，艺术家喻红是片中的女主角，20 多分钟的电影里，刘小东在里面留下了一个背影。
谈起纽约的生活与经历，倪军说道：“我们这些画家， 这个群体，一方面在纽约艰难地谋生，另一方面业余时间里还要去 MoMA、SOHO 的画廊看展览。刮风下雨、下雪不能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家里画画，都是这么过来的。美国就是这样。锤炼、打磨一个人的意志与品质。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任何娇气的、娇生惯养的，无论是城市背景，还是农村背景的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但凡到了美国都会被打磨成一个具有生存能力、人格独立的人。”
与此同时，艺术也并非倪军生活的全部：与友人在纽约曼哈顿的画廊区 SOHO 成立中国艺术家国际促进组 织（Organiz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Artists），持续策划大型当代中国艺术展；作为主编出版《中国艺术家国际促进组织导报》（The OIPCA Quarterly ）；参与协助美国 ESPN 国际体育电视台中文电视节目开播，并连续三年任高尔夫、赛车、赌马、极限运动及国际体育新闻等节目的主播……
“我想我们这批曾经扎根在纽约的艺术家的身上， 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存能力极强。别撒娇，不能撒娇。美国这个国家最治撒娇的人，最治心灵软弱的人。人已经去了纽约，去了就去了，决不能放弃理想，决不能失败着回来。”倪军说。
回到中国
“严肃而从不趋附时流的人生态度对我有重大影响”
2001 年春天，告别生活了12年的纽约和对欧洲、南美等地的长期游历，倪军回到北京。这段漂泊不定与跳跃无常的经历对于倪军的艺术来说，就像是快速切换的电影画面，在能量高强度的聚集下冲压出倪军如今艺术创作的情感浓度。
展览“倪军：一个棘手的个案”的策展人于渺曾经说过，倪军艺术之所以无法被归类、被定义，正是在于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态度在其艺术中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汇聚，“倪军的艺术之路就像是在一条高速前进的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全然不顾身边的滚滚车流， 执着于内心的抉择，偏执且自我地沉迷于其中。”
或许，回国对于倪军来说，本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提及这个选择时，倪军说道：“美国的文化底蕴，对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肯定是不够用的。为什么即使没有回来的这些人，也在迷恋着美国各大美术馆、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古代的东西？中国古代的东西，无论是书法、绘画，其中的价值与底蕴远远高于现当代艺术的标准，这里边有非常高级的东西，咱们文化的沉淀太厚重了。包括我自己的绘画里，这里边有很多从中国绘画中汲取的营养，不管是宋代绘画，还是明代绘画， 不管是马远、夏圭，还是李唐，我都琢磨了很多年。”
清代画家，也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郑板桥常常用竹子来比拟坚韧的品格，他在最为有名的题画诗《竹石》中，如此描述根茎扎实、身骨坚劲的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而另一位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 也总爱用竹子的坚韧来比喻自己与其建筑作品的品格：“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如果说西方的生活经历为倪军的画笔注入高强度的情感能量，那么东方的文明与精神底色则是倪军绘画中韧性的由来。就像是阴阳相生，没有被黑色席卷吞噬掉的，就会从黑色中转化从而孕育出另一种能量，达到新的平衡。
“在艺术道路上我曾有袁运甫和利昂·高乐布这样的恩师实属幸运。尽管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他们最重要的思想都是：艺术要立足于艺术家生存的文化环境；个人的独立思想与创造性对一个民族的文明建设有更深远的意义。虽然中美两位大艺术家从未谋面，但他们身上的艺术家尊严、严肃而从不趋附时流的人生态度对我都有重大影响。”倪军说。
站在 2020 年的起始，21 世纪第三个 10 年的第一年，我们回头去看，惊叹于 2019 年是如此的具有象征意义。好像在此之前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我们深信不疑并暗自窃喜，我们真的偷走了时间。生活在互联网红利之中的每一个人，成为只拥有 3 秒钟记忆的金鱼，似乎 3 秒钟之前，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可以不用理会，只需一路前行，只要我们跑赢时间，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许 2019 年对于历史的车轮只是一次无足轻重的螳臂当车，更多的转折与变故发生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惊觉原来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逆向，每一次追问与停顿都是有意义的，原来冗长的故事与记忆一直在我们身后，落成不会被抹去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