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画廊将于2023年11月25日推出齐星个展“往事”，展览由鲍栋策展，是艺术家在偏锋画廊举办的首次个展。
根据T.J.克拉克的说法，20世纪只发生了两件事，现代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件事互相依存，它们都曾尝试重新/彻底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以矩形画布平面为基础的全新感性，一个以全部平等为基础的全新制度。这两者也互相拒斥，最终，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似乎只能两者取其一，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主义以一种现代性自反性的身份延续了下去，而在那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比如20世纪前期的俄罗斯与中国，显然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且把写实/现实主义作为其整体社会革命下的合理化艺术观念。
这些都是往事了，但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我们依然生活在那个1919—1989短20世纪的余波里，不管我们把这个时代叫做“当代”还是“后现代”，革命的观念刻度与历史坐标依旧存在，尤其是在这个波澜再起的年代。在当下的中国讨论艺术也无法脱离这个背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念与苏派的绘画语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化风格曾经几乎是学院绘画的全部，构成了当时的主题性创作的体用关系。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个人叙事逐渐替代革命叙事的过程中，那一套“革命”的苏派绘画语言被用来描绘个体眼前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改造与转化，变成“生活流”与“近距离”。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绘画历程可以被概括为现实/写实主义的建构与解离的历史，然后就是在这个遗产根系上成长出来的艺术实践，以及那些晚近直接移植过来的艺术观念，构成今天我们所见的那些。
所以，齐星在这个时候用一种主题组画的方式画托洛茨基，似乎是刻意拉开与当下的时间距离，用这种逆流而上的举动去钩沉我们已然贫乏的历史认知。这不是说齐星在做历史考据的翻案文章，而是指相较于托洛茨基这样的深度参与在艺术史中的理想/激进主义革命实践者而言，今天的当代艺术宣称的那些批判、行动与社会介入是多么虚荣与虚弱，更不用提种种的机会主义。
但齐星并没有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这些作品——事实上，托洛茨基自己也不认同那种工具化的艺术，他的艺术判断从他交往的艺术名单便可见一斑：布勒东、里维拉与弗里达——他用的是一种蒙太奇的手法以及象征主义来“剪辑”托洛茨基的图像与记忆碎片，像极了苏联早期前卫电影（如爱森斯坦）的象征蒙太奇。齐星虽画的是往事，但更多是随想，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作品可以被视为一部电影的一系列概念图，因为它们不仅在再现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更是要表达理念，并充满着可读性。在绘画语言上，齐星也没有用苏派，而是再往前追溯着使用着一种古典油画的技法，土红底子，透明而薄的暗部，较少用蓝色，这种简省的色谱所带动是一种节制的绘画气质，在塑造与用笔上也是如此，亦有一丝巡回画派般粗砺中的诚实，毫无今天学院写实中常见的油腻。
看似已经终结的历史实际上并未成为过去，往事常常如这个展览般突然切回到我们眼前，提醒我们一个事实：那些看不见或者不被看见的部分，才是决定性的部分，仿佛宇宙中的暗物质。（鲍栋《往事》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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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星，1982年生于河北省唐山，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鲍栋，1979年生于安徽，200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史系，是中国新一代活跃的艺术评论家与策展人，“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联合创办人及艺术总监，现工作和生活于北京。
